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
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
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我有过两次(liǎngcì)高考的经历。第一次,让我跳出了农门(nóngmén),吃上了国家粮;第二次,让我实现了职业的跨越,走上了更高更大的人生舞台。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(shì)。那时(nàshí)的学制,小学五年半,初中和高中各两年,一个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正常年龄也就十五六岁(shíwǔliùsuì)。那时的农村,还有区公所建制,区公所管公社,公社管大队,大队管生产队。那时的每个(měigè)公社都有一所完全中学,每个大队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。那时农村学校多,但教师(jiàoshī)奇缺,主要靠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来教学。
1977年(nián),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。正是(zhèngshì)那个时候,我进入了高中阶段学习。1978年底,区公所为了能有更多的寒门(hánmén)学子可在高考中中榜,便在全区选了最好的教师,在所辖的每所公社中学高二年级班中各选两名成绩最好的学生,组成区公所所在地黄龙(huánglóng)中学“尖子班”,进行集中训练,以迎接(yíngjiē)1979年高考。
我有幸被选中,但学校离家(líjiā)却有十多公里山路,之间还要靠摆渡横过(héngguò)宽宽的夫夷江(fūyíjiāng)。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读走学了,而是过上了平生第一次的住读生活。
那时的(de)黄龙中学,虽说(suīshuō)是完全中学,却比(bǐ)我原读的高桥中学(后改名新宁县第八中学)条件都要(yào)差,由尹氏宗祠改造而成,十分地简陋。没有电灯,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,晚上全靠煤油灯照明,一场自习下来鼻孔(bíkǒng)都是黑黑的。没有像样的寝室,就只分出男寝和女寝。我不清楚女寝是啥样子,因为男生是从不进女生宿舍的。反正男寝就是一间(yījiān)教室那么大的房子,里(lǐ)面分四排㩙满了上下(shàngxià)铺床,学生们自带铺盖,每铺睡两人,寝室离厕所远,顽皮的同学往往趁(chèn)夜黑就近解决内急,寝室里和周围总存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没有正儿八经的集体食堂,吃饭就按组用脸盆在露天地里分着吃,或走或站(zhàn),雨天就躲进遮雨处。没有自来水,就靠学校里一口掉井打水。澡堂师生(shīshēng)共用,要自己烧水提桶洗澡,且(qiě)一次最多容不下10人,男生们能不洗就不洗,实在受不了了,就邀约到几里外的小河里打水仗,哪怕是春寒料峭,哪怕是寒风凛冽,大有一种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气概(qìgài)。几个月的集训,女同学咋样我不知道(zhīdào),但我知道不少男生生了疥疮,我自己也长(zhǎng)了不少虱子,身上常常奇痒无比。
毕业时,班上的同学和老师连一张集体照都没照过(guò),后来随着时光(shíguāng)的流逝,那“尖子班”到底由多少“尖子”组成,具体是什么样子,在我脑海中已是越来越(yuèláiyuè)模糊起来。
离高考不到半年的时光了,才(cái)分成文科和理科(lǐkē),我选择了理科。那时的理科,没有生物课,只考政治、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,英语虽要考试,但不计总分,只做高考录取的参考。这一年,大学、专科、中专一张试卷,从(cóng)高取到低,直到招生计划完成。一场考试下来,我们这个“尖子班”好像(hǎoxiàng)被(bèi)录取了16人,连同文科班和两个复读(fùdú)班,全校上榜者达四五十人,这一成绩(chéngjì)不亚于在当地放了一颗大卫星,红遍了当时的整个新宁县。
这一次(yīcì),我(wǒ)也懵懵懂懂(měngměngdǒngdǒng)地考上了(le)(le),只是(shì)考得不理想,被邵阳地区所属的武冈师范所录取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,从吃农家饭变成了吃国家粮,从农村娃长成了一位准公办教师,这在(zài)我们大队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喜事,它还标志着我们整个家族从此告别了世代都是“泥腿子”的历史;在我们那个近2万人的高桥公社也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,因为连同那年考上的复读生,全公社也只有五六人“金榜题名”。
中师学校本是培养小学教师的(de)摇篮,不需要开设英语课。但那年月农村学校科班出身(kēbānchūshēn)的教师太稀少,在武冈师范两年学习毕业,不到18岁,我居然(jūrán)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我初高中就(jiù)读过的母校新宁县第八中学(原高桥中学)担任英语老师,并出任班主任。教了一年(yīnián)初中,第二年就被直接“提拔”教高中。好在年纪轻、精力旺、记忆好,我一边自学一边教学,完全(wánquán)是“现炒现卖”。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,直到现在好像还没人说过我“误人子弟”,倒是还不时地听到我那些(nàxiē)曾经的老学生们对我的夸赞声。
但那时,我(wǒ)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足,在我心中,不管是读中师,还是当中学老师,那都只是我人生注定的一个(yígè)驿站,我还要不断地前行,我一定要念上(shàng)名副其实的大学。
我(wǒ)(wǒ)的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。为了集中时间和(hé)精力,在1983年底我毅然决然拿出自己的工资请老师顶替我的工作(gōngzuò),中途插班进入新宁一中文科班进行复读(fùdú)。我这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举动,感动了我曾经的化学老师刘老师,他(tā)将其住房腾出来供我休息和自习,而他自己下班后却到几里路外的师母处住宿。刘老师的善举,无疑又给我添了一把火,我只能成功,我已没有退路。
经过了(le)几个月的集中复读,1984年6月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。因为我曾是中师毕业生(bìyèshēng),政策允许我再次(zàicì)参加高考,但(dàn)只能对口报考师范院校。填报志愿(zhìyuàn)是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通过自我估分来确立。至今让(ràng)我匪夷所思和好笑的是,我竟然第一志愿是湖南师院,第二志愿是华中师院,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。好在我这次的成绩远高出了重点大学招录线,不然我那志愿毫无半点意义。
这次高考的胜利,强化了(le)(le)我的自信,也让我更懂得了珍惜。进入大学四年下来,我不仅学业成绩优(yōu),教学实习优,毕业论文优,而且入了党,一直担任主要学生干部,还在报纸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大学毕业,我又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,并被系里聘做(zuò)助教,协助主讲老师辅导88级、90级大学生《普通心理学》课的实验教学。1991年研究生毕业,带着相对扎实的知识(zhīshí)和专业功底,带着业已掌握(zhǎngwò)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,也带着已经养就的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败、不怕吃眼前亏的品性,我便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(zhēngchéng),开始(kāishǐ)了更高层面的工作生涯。也就是(jiùshì)从这时起,不管走到哪,不管遇见什么,我都(dōu)敢于从容应对。
如今,高考的历史已(yǐ)过去了几十年,但当年那(nà)(nà)备考的顽强劲却不时地闪现在眼前。现在想来,那高考,看起来好像只是考学业的好坏和智商的高低,比拼能够进去的大学层级与名气,其实(qíshí)它更是在考一个人(rén)的志向、眼界和境界,还在考一个人的勇气、毅力和信心。唯有都考过了,人生才会迎来一番真正的新天地。
来源(láiyuán):湖南省广播电视局

我有过两次(liǎngcì)高考的经历。第一次,让我跳出了农门(nóngmén),吃上了国家粮;第二次,让我实现了职业的跨越,走上了更高更大的人生舞台。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(shì)。那时(nàshí)的学制,小学五年半,初中和高中各两年,一个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正常年龄也就十五六岁(shíwǔliùsuì)。那时的农村,还有区公所建制,区公所管公社,公社管大队,大队管生产队。那时的每个(měigè)公社都有一所完全中学,每个大队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。那时农村学校多,但教师(jiàoshī)奇缺,主要靠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来教学。
1977年(nián),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。正是(zhèngshì)那个时候,我进入了高中阶段学习。1978年底,区公所为了能有更多的寒门(hánmén)学子可在高考中中榜,便在全区选了最好的教师,在所辖的每所公社中学高二年级班中各选两名成绩最好的学生,组成区公所所在地黄龙(huánglóng)中学“尖子班”,进行集中训练,以迎接(yíngjiē)1979年高考。
我有幸被选中,但学校离家(líjiā)却有十多公里山路,之间还要靠摆渡横过(héngguò)宽宽的夫夷江(fūyíjiāng)。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读走学了,而是过上了平生第一次的住读生活。

那时的(de)黄龙中学,虽说(suīshuō)是完全中学,却比(bǐ)我原读的高桥中学(后改名新宁县第八中学)条件都要(yào)差,由尹氏宗祠改造而成,十分地简陋。没有电灯,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,晚上全靠煤油灯照明,一场自习下来鼻孔(bíkǒng)都是黑黑的。没有像样的寝室,就只分出男寝和女寝。我不清楚女寝是啥样子,因为男生是从不进女生宿舍的。反正男寝就是一间(yījiān)教室那么大的房子,里(lǐ)面分四排㩙满了上下(shàngxià)铺床,学生们自带铺盖,每铺睡两人,寝室离厕所远,顽皮的同学往往趁(chèn)夜黑就近解决内急,寝室里和周围总存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没有正儿八经的集体食堂,吃饭就按组用脸盆在露天地里分着吃,或走或站(zhàn),雨天就躲进遮雨处。没有自来水,就靠学校里一口掉井打水。澡堂师生(shīshēng)共用,要自己烧水提桶洗澡,且(qiě)一次最多容不下10人,男生们能不洗就不洗,实在受不了了,就邀约到几里外的小河里打水仗,哪怕是春寒料峭,哪怕是寒风凛冽,大有一种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气概(qìgài)。几个月的集训,女同学咋样我不知道(zhīdào),但我知道不少男生生了疥疮,我自己也长(zhǎng)了不少虱子,身上常常奇痒无比。
毕业时,班上的同学和老师连一张集体照都没照过(guò),后来随着时光(shíguāng)的流逝,那“尖子班”到底由多少“尖子”组成,具体是什么样子,在我脑海中已是越来越(yuèláiyuè)模糊起来。

离高考不到半年的时光了,才(cái)分成文科和理科(lǐkē),我选择了理科。那时的理科,没有生物课,只考政治、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,英语虽要考试,但不计总分,只做高考录取的参考。这一年,大学、专科、中专一张试卷,从(cóng)高取到低,直到招生计划完成。一场考试下来,我们这个“尖子班”好像(hǎoxiàng)被(bèi)录取了16人,连同文科班和两个复读(fùdú)班,全校上榜者达四五十人,这一成绩(chéngjì)不亚于在当地放了一颗大卫星,红遍了当时的整个新宁县。
这一次(yīcì),我(wǒ)也懵懵懂懂(měngměngdǒngdǒng)地考上了(le)(le),只是(shì)考得不理想,被邵阳地区所属的武冈师范所录取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,从吃农家饭变成了吃国家粮,从农村娃长成了一位准公办教师,这在(zài)我们大队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喜事,它还标志着我们整个家族从此告别了世代都是“泥腿子”的历史;在我们那个近2万人的高桥公社也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,因为连同那年考上的复读生,全公社也只有五六人“金榜题名”。

中师学校本是培养小学教师的(de)摇篮,不需要开设英语课。但那年月农村学校科班出身(kēbānchūshēn)的教师太稀少,在武冈师范两年学习毕业,不到18岁,我居然(jūrán)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我初高中就(jiù)读过的母校新宁县第八中学(原高桥中学)担任英语老师,并出任班主任。教了一年(yīnián)初中,第二年就被直接“提拔”教高中。好在年纪轻、精力旺、记忆好,我一边自学一边教学,完全(wánquán)是“现炒现卖”。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,直到现在好像还没人说过我“误人子弟”,倒是还不时地听到我那些(nàxiē)曾经的老学生们对我的夸赞声。
但那时,我(wǒ)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足,在我心中,不管是读中师,还是当中学老师,那都只是我人生注定的一个(yígè)驿站,我还要不断地前行,我一定要念上(shàng)名副其实的大学。
我(wǒ)(wǒ)的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。为了集中时间和(hé)精力,在1983年底我毅然决然拿出自己的工资请老师顶替我的工作(gōngzuò),中途插班进入新宁一中文科班进行复读(fùdú)。我这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举动,感动了我曾经的化学老师刘老师,他(tā)将其住房腾出来供我休息和自习,而他自己下班后却到几里路外的师母处住宿。刘老师的善举,无疑又给我添了一把火,我只能成功,我已没有退路。
经过了(le)几个月的集中复读,1984年6月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。因为我曾是中师毕业生(bìyèshēng),政策允许我再次(zàicì)参加高考,但(dàn)只能对口报考师范院校。填报志愿(zhìyuàn)是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通过自我估分来确立。至今让(ràng)我匪夷所思和好笑的是,我竟然第一志愿是湖南师院,第二志愿是华中师院,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。好在我这次的成绩远高出了重点大学招录线,不然我那志愿毫无半点意义。
这次高考的胜利,强化了(le)(le)我的自信,也让我更懂得了珍惜。进入大学四年下来,我不仅学业成绩优(yōu),教学实习优,毕业论文优,而且入了党,一直担任主要学生干部,还在报纸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大学毕业,我又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,并被系里聘做(zuò)助教,协助主讲老师辅导88级、90级大学生《普通心理学》课的实验教学。1991年研究生毕业,带着相对扎实的知识(zhīshí)和专业功底,带着业已掌握(zhǎngwò)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,也带着已经养就的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败、不怕吃眼前亏的品性,我便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(zhēngchéng),开始(kāishǐ)了更高层面的工作生涯。也就是(jiùshì)从这时起,不管走到哪,不管遇见什么,我都(dōu)敢于从容应对。

如今,高考的历史已(yǐ)过去了几十年,但当年那(nà)(nà)备考的顽强劲却不时地闪现在眼前。现在想来,那高考,看起来好像只是考学业的好坏和智商的高低,比拼能够进去的大学层级与名气,其实(qíshí)它更是在考一个人(rén)的志向、眼界和境界,还在考一个人的勇气、毅力和信心。唯有都考过了,人生才会迎来一番真正的新天地。
来源(láiyuán):湖南省广播电视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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